申多夫補充說：「我認為呈現在法官面前的法律卷宗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反對管轄權的法律論點得到主要國際專家的支持，並得到許多國家在法律和政治上的背書。」

以色列國最初也對國際刑事法院沒有倉促做出決定感到高興。延長判決的時間意味著法院承認議題很複雜，而不是非黑即白，當仲裁者願意更深入地研究衝突相關的法律複雜性時，往往會給以色列加分。

但在 2021年2月5日，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以2比1裁定巴勒斯坦勝訴，只有匈牙利法官科瓦奇持有不同意見（即未經以色列同意，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無管轄權）。到2021年3月3日，本蘇達急忙展開全面的刑事調查。

當被問及以色列為何不上訴時，申多夫回答「我不確定能否對一個自己沒有參與的一審程序提出上訴。無論如何，以色列不是『羅馬規約』（西元1998年通過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的締約國，所以不接受法院判決的合法性，不論法院是否其對以色列有管轄權。」

他補充說：「兩位法官寫了一個不是很有說服力的判決。它缺乏紮實的推論，不但簡短且未能回應許多問題，例如關於奧斯陸協議的定義。他們沒能提供給檢察官想要的明確性，反而是少數派的意見更為嚴謹和令人信服。」

因此他認為如果案件最終向前推進，管轄權的挑戰將會被重新提起，然而「相當難以預見國際刑事法院的另一個分庭或上訴分庭將會以何種方式對該議題作出裁決。」

這對話是失敗還是成功？

在被問及當檢察官和法官都為巴勒斯坦作出有利的判決後，與國際刑事法院備受爭議的對話是成功還是失敗時，申多夫停頓了很長時間。

「我們將管轄權的議題具體化，幫助縮小關於加薩戰爭和西岸的調查範圍。遺憾的是檢察官仍決定如此行。」他如此聲明。

「我希望我們能夠說服國際刑事法院，以色列和以色列國防軍是認真看待國際法的。」並且以色列的法律體系會積極調查任何違反國際法的指控。

「同時我認為以色列高等法院在確保政府在西岸的活動符合國際法的角色很重要。」

新的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帶來新的希望？

2021年6月，卡里姆．可汗（Karim Khan）接替結束九年任期的本蘇達。

儘管本蘇達已展開刑事調查，但可汗在頭十四個月內沒有對以色列採取任何公開行動。

「看來以巴衝突對國際社會來說已成為一個不那麼緊迫的議題。」羅伊．申多夫

「看來以巴衝突對國際社會來說已成為一個不那麼緊迫的議題，」申多夫說。「看看目前的大環境。」他說道並列出了2022 年中東地區幾個更緊迫的危機。

此外「目前的國際刑事法院似乎更關注其核心任務中的主流議題，現在的焦點似乎是烏俄戰爭以及其他一些懸而未決的事項。」

「國際刑事法院的締約國大會告訴法院：你不可能什麼都做。要集中注意力，少做一點不必要的事。看來新上任的檢察官非常重視這些意見，於是他改變了這艘船的航道。」

儘管可汗迄今為止對以色列不聞不問，並對他從本蘇達領導下的國際刑事法院與以色列之間的對抗中扭轉了方向和保持著謹慎的樂觀態度，但申多夫說：「我們尚未恢復與檢察官辦公室的對話。一旦開始進行刑事調查就難辦了。」即使可汗沒有親自開啟調查。

申多夫拒絕討論以色列是否曾與像是美國和歐盟關鍵國家等第三方有間接合作，為了不讓可汗參與以巴衝突的議題。

他說他與從右派到左派各領域的政治家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即使通過了具爭議性的「定居條例法」（Settlements Regulations Law），而政治界也罕見地忽視他和曼德布利特（Mandelblit）的法律建議，他說以色列議會議員並不反對他的法律論點，他們只是因為政治背景因素而選擇忽略這些法律論點。

附帶說明，以色列高等法院認可曼德布利特和申多夫的論點，並宣佈定居條例法違憲。

亮點與未來

當被問及他任職期間最精彩的部分時，申多夫表示與貝克爾（Becker）一起出現在國際法院就是那個特殊時刻。

「當我們出現在國際法庭時，這是六十年來以色列官員首次現身於此。以色列在英國起訴模里西斯（Mauritius）與查戈斯群島（Chagos islands）的爭端中，提交了一份『法院之友』的案情摘要文件。」他說：「這感覺就像我職業生涯中的高峰。」因為國際刑事法院被律師界視為世上最高的法律機構。

他還對斯里蘭卡（Sri Lankan）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感到受寵若驚，他說這份報告複製了以色列政府報告的設計和格式。「如果世界上有其他人在模仿我們，那代表我們可能做對了一些事！」他笑著表示。

當申多夫被要求舉出有成功結果的例子時，他提到荷蘭法院對本尼．甘茨（以色列國防軍前參謀總長）和阿米爾．埃舍爾（Amir Eshel，前以色列空軍總司令）所提出「2014年加薩行動期間發生具體空襲事件」的民事訴訟判決。

原告律師試圖透過起訴以色列高階官員來繞過以色列國的豁免權，這是國際法院首次針對美國以外的以色列官員所進行的起訴，而這對以色列政府來說意義重大。

迄今為止，荷蘭法院維持了以色列高階官員的豁免權，但目前荷蘭最高法院正待審理上訴，申多夫希望荷蘭最高法院能夠同樣裁定與下級法院相同的判決結果。

申多夫對司法部高階官員吉拉德．諾姆（Gilad Noam）博士被選為接替他職務的人，而不是沙米爾－博爾（Shamir-Borer）和紐曼（Neuman）的原因閉口不談。

一些人曾預計沙米爾－博雷爾和紐曼會因為他們來自以色列國防軍的法律背景而贏得這個職任，因為以色列國防軍的法律背景對許多人而言是獲得最高法律職位的優勢，包括申多夫本人也是一樣的背景。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諾姆在該部門工作的時間比紐曼長，而沙米爾－博雷爾對該部會的官員的較不熟悉，就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而言，諾姆與國際刑事法院官員的合作最為頻繁。

關於他自己的未來，申多夫期待能進入國際訴訟和仲裁領域的私營部門。他在美國律師事務所已有過這方面的工作經驗，在擔任了十三年政府高階官員後，他的法律經驗亦達到了一個全新水平。

「我熱愛法律實務與處理國際訴訟，尤其是涉及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訴訟，是法律實務中最引人入勝的領域之一。」申多夫表示。

「我無法公開討論許多我參與的案件，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訴訟和仲裁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申多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