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多夫自7月1日卸任後，在第一次獨家採訪中他告訴本刊記者，他與當時的司法部長梅納赫．馬祖斯（Menachem Mazuz）會面，梅納赫．馬祖斯問他是否有興趣考慮擔任該職務。

令人驚訝的是，申多夫沒有當場答應，但他表示有極大的興趣，並希望能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取得成功。他認為擁有授權的預算和負責的職員，以及與司法部長有著直接聯繫的關係至關重要。

他要求的資源都得到了。該工作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四千萬新謝克爾預算，還能招募頂級律師和其他人員，並得以直接向司法部長和地方檢察官進行報告。

後來在2013年10月，一個政府委員會提名他擔任以色列負責國際法的副司法部長。

在此過程中，他與法務部長雅各布．奈曼（Yaakov Neeman）和齊皮．利夫尼（Tzipi Livni）合作。作為副司法部長，他還與法務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和吉德．薩爾（Gideon Sa’ar）廣泛合作，同時與那些短期擔任法務部長職務的人進行短暫合作，像是阿米爾．奧哈納（Amir Ohana）、阿維．尼森克（Avi Nissenkorn）和本尼．甘茨（Benny Gantz）。

申多夫還與司法部長耶胡達．溫斯坦（Yehuda Weinstein）和阿維謝．曼德布利特（Avichai Mandelblit）進行了多方的合作，與現任司法部長加利．巴哈拉－米拉（Gali Baharav-Miara）也有過短暫合作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他經常參加總理和司法部長的每週會議，有時會議室裡只有他、溫斯坦或曼德布利特以及當時的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這些會議上，總理和司法部長討論了一些對以色列來說最敏感的法律問題。其中一項是巴勒斯坦人在國際刑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難題。

他在國際刑事法院任職期間的一些關鍵時刻包括2012年4月阻止巴勒斯坦人首次對以色列的控訴，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法圖．本蘇達（Fatou Bensouda）判決在2015年1月要開始進行初步審查，以色列則決定在2015年夏季開啟非正式對話。本蘇達決定在2019年12月進行刑事調查，以及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判決在2021年2月允許進行調查。

在這些會議中，自然是由與納坦雅胡一起主持會議，但申多夫積極參與並經常帶頭回答納坦雅胡關於國際刑事法院和其他國際法律事務的詳細問題。

申多夫證實，納坦雅胡有興趣並有能力提出探究性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國際刑事法院不易受理的決議案級別。

這位前司法部長還與前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進行了廣泛的合作，甚至接到了班奈特的特別來電，感謝他在任職時所做出的貢獻，不是每個法務部官員都能接到總理的致意電話。

「這令人印象深刻。他（班奈特）非常專注、公平、得體且直率。 他學得很快，並大量投資在學習和更深入的理解『法律資訊』。」申多夫說。「班奈特非常聰明也深入了解細節。這對他在內閣很有幫助。」

此外，申多夫還經常參加內閣會議討論各種問題，包括關於在其他國家（無論是在敘利亞、加薩還是其他地方）使用武力的戰略討論，像是該在何時接受與加薩停火，以及如何與哈馬斯達成協議使其交出被關押的以色列人及兩名以色列士兵的遺體。

與國際刑事法院對話

對關於2015年7月與國際刑事法院進行非正式對話的爭議性判決，申多夫說：「我非常贊成，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我們有強烈論點來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的管轄權。」

一些右翼黨員批評這一決定是浪費資源並主張抵制國際刑事法院，應該要像以色列切斷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調查的任何對話一樣。

但申多夫表示，政府所有高層法律顧問，包括外交部法律顧問塔爾．貝克爾（Tal Becker）、當時的軍事檢察總長丹尼．埃弗羅尼（Danny Efrony）和他的繼任者莎朗．阿費克（Sharon Afek），以及以色列國防軍國際法部門負責人（已退役）諾姆．紐曼（Noam Neuman）上校和他的繼任者伊蘭．沙米爾－伯勒（Eran Shamir-Borer）上校（已退役）都與他一樣支持贊成進行對話。

申多夫說，大多數反對對話的人，是拒絕接受國際刑事法院不同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可能性。

對話內容是廣泛的，從2015年持續到2019年，包括與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人員、國際刑事法院副檢察官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甚至還有與本蘇達進行的多次會議。申多夫表示這些會議都是非常專業和友好的。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站在巴勒斯坦人那邊

一切都在2019年12月發生了變化，當時本蘇達告知國際刑事法院可以開預審分庭，因為她發現有理由進行刑事調查，但前提是分庭必須澄清中央管轄權問題。

申多夫說，國際刑事法院已將這一判決結果傳達給以色列駐海牙大使館，大使館通知了以色列外交部，外交部隨後通知了他和法務部。

「2019年12月的判決有兩個方面讓我們感到很失望。管轄權的論點非常薄弱。關於『沒有巴勒斯坦國和沒有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辯訴論點比贊成的論點更有說服力。」他說。

在被問及全球大約190個國家中有近140個承認巴勒斯坦國，為何他仍期望國際刑事法院會判決出不同的結果時，他回答說：「因為期待他們依法做正確的事。這是國際法法院，唯有依法辦事，才會有公信力。」

令他感到失望的第二方面是「姑且不談管轄權的難題，從最廣泛的使命和目的來看，這也不應當是法院成立的案件類別。」

「創立國際刑事法院的人，乃是致力於追訴像世人目睹在二戰、盧旺達或前南斯拉夫大規模暴行的肇事者。以巴衝突與這一類別不同。針對以色列的索賠屬於政治領域，而非刑事法院。」申多夫說。

此外，他說巴勒斯坦自願簽署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確定以巴衝突將通過談判解決，而不是經由國際刑事法院或任何其他法院的裁決。

在他看來這些協議仍然有效（不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發表的聲明，其中似乎有支持和否定奧斯陸的立場），但更關鍵的是，雙方都應當尊重協議規定的權力和管轄權的劃分並履行內容。他說無論是法律還是實際，巴勒斯坦人都不能也不會在耶路撒冷、定居區和以色列人身上行使管轄權，並補充說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能將他們從未擁有的管轄權委託給法院。

針對本蘇達的舉動，納坦雅胡和沙凱德（Shaked）沒有批評申多夫或其他政府律師，他反而說：「他們只是對這個判決沒有保持法律的專業性，僅展現其政治性感到失望。」

申多夫說在2019年12月的判決之後，以色列完全切斷與國際刑事法院的聯繫，這種脫節的景況已持續近三年之久。

戰爭罪議題進入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 

然而如果國際刑事法院預審分庭拒絕本蘇達的請求，以色列仍有挽救局面的機會。

一場大規模的法律、外交和公共關係的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近十個國家在國際刑事法院上支持以色列。

「我們不需要害怕表明我們的立場。」申多夫說「向世界大方地表明立場是很重要的。當有這麼多國家，包括德國、澳大利亞、捷克共和國、從非洲和美洲來的一些國家，同意我們的立場並願意公開他們的看法，甚至正式將其意見提交給法院時，我真的感到窩心。 」

附帶說明，德國是國際刑事法院最大的支持者（和資助者）之一。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