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的故事揭示了第二個且更令人痛心的真相：反猶主義不只來自外部的敵人，有時候，它也來自猶太人自己，就是那些因自我厭棄，或未能認同自己的猶太身分，轉而反對自己同胞的人。

部分的猶太人反對摩西，也反對猶太人在自己土地上承擔特殊使命的異象；又或許他們不相信神的應許，寧可留在熟悉的埃及為奴，也不願面對「自由」所附帶的不確定性與責任。

有些人甚至積極地削弱摩西的影響力。在米德拉什（Midrash，猶太教宗教文獻）中指出，有以色列人與埃及監工合作，向埃及人告發自己的同胞；還有人在摩西和亞倫帶來關於神要拯救以色列民的信息時嘲笑他們。我們可以想像，如果當時存在所謂的主流媒體，他們很可能每天都會對他們大肆抨擊。

這樣的模式在猶太歷史中一再重演：在危機時刻，對猶太人最尖銳的攻擊，有些竟來自猶太人自己。

今天，我們也看見這樣的現象：一些猶太裔的活動人士與我們的敵人站在一起，在校園抗議。他們在以色列為了抵禦恐怖主義而自我防衛時，將其妖魔化。像「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的團體，高舉標語遊行，那些標語卻就像是從德黑蘭或莫斯科拿過來的，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的暴行，同時卻對哈馬斯的殘酷行徑保持沉默。與那些天真的學生、誤入歧途的教授，以及該組織的領袖一同出現的，還包括以下這些已經「自我厭棄」的領袖，如慈善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美國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語言學家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與政治評論家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

不過，這種從內部而來的背叛並非新事。

在馬加比時代，我們看見希臘化派，就是那些公開反對實踐猶太信仰、擁抱希臘文化，並迫害遵守猶太信仰的同胞的猶太人；在中世紀歐洲，我們也看見一些著名的宗教改革者，那些已經受洗的猶太人，主導反猶運動，助長宗教裁判所的勢力與血祭誹謗（blood libels，反猶人士的造謠）。這些人並非例外。

這種自我厭棄是從哪裡來的？我認為，那是一種埋藏極深的心理狀態。當猶太人身處於一種文化壓迫之中，無論是公開的或潛在的，都逼著他們要麼同化，要麼被排擠。

當社會教導你要為自己的猶太身分感到羞愧，有些人會逃避這樣的念頭，也有些人會轉而抵抗它。在今日許多校園中，支持以色列或表達猶太身分，這樣的行為會使你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對許多人而言，「加入群眾」比「選擇與眾不同」更容易。許多年輕的猶太人為了在所謂「進步」的世界中獲得接納，而拒絕自己的猶太身分。我曾在一些校園中親眼看見這樣的同儕壓力：人們被要求在進門前「把猶太身分留在門外」，支持以色列甚至會導致你在社會上被排斥。更進一步，有一些自我厭棄的猶太人選擇反對以色列，以此被認為「站在歷史正確一方」。

然而，出埃及記給我們的提醒是：當救贖來臨，只有那些仍然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的人，才能得到拯救。你不需要完美，但你必須屬於這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