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希望之歌》（哈提克瓦Hatikvah，註：以色列國歌），你都會發現其中處處皆故事。剝開層層外衣，你會發現其中不僅蘊含著綿延不絕的歷史故事，還懷抱著對永恆未來的深切渴望。」

這是鋼琴演奏家暨音樂學者亞絲翠絲．巴爾珊（Astrith Baltsan）在2010年接受《耶路撒冷郵報》記者伊蘭．艾維亞塔（Ilan Evyatar）採訪時，對《希望之歌》的描述。

巴爾珊撰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希望之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Hatikvah – Past, Present, Future），並在她的鋼琴前演奏一場引人入勝的個人秀：《〈希望之歌〉：一首讚美詩的誕生》（Hatikvah – A Hymn is Born）。幾年前，我有幸觀看並聆聽了這場演出。

以下是一些關於以色列國歌《希望之歌》的故事。除了記者伊蘭．艾維亞塔的報導之外，我還在以色列故事播客（Israel Story）中找到了關於《希望之歌》（哈提克瓦Hatikvah）的資料。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大多數人對《希望之歌》的認知，其實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詩人：拿弗他利．赫茨．伊姆伯

拿弗他利．赫茨．伊姆伯（Naftali Herz Imber）寫下了一首共有九節詩句的詩，題為《我們的盼望》（Tikvateinu），今日我們所吟唱《希望之歌》的歌詞，正是這首詩的第一節。伊姆伯於1856年出生於加利西亞（Galicia，今屬烏克蘭）。25歲那年，他動身前往巴勒斯坦地。他隨身攜帶一本小筆記本，裡面記錄著多首尚未完成的詩作，其中就包括《我們的盼望》。在《以色列故事》播客中，工作人員澤夫．利維（Zev Levi）轉述道：「當時，在夜晚，伊姆伯會為當地居民朗誦他的詩；白天，居民在田間勞動時，伊姆伯則會去『光顧』他們的酒窖。」

伊姆伯是一位酒精成癮者。1887年時，他身無分文且鬱鬱寡歡。音樂家巴爾珊記述，伊姆伯最後離開巴勒斯坦前往紐約，娶了一名改信基督教的女子為妻，後來又離婚，最終在異鄉因長期酗酒導致的肝病去世，貧困潦倒，享年53歲。

歌詞：從詩句到國歌

伊姆伯的原詩是：「hatikva hanoshana, lashuv l’eretz avoteinu, la’ir ba David k’hanah」意為：「古老的希望，歸回我們列祖之地，回到大衛安居之城。」1895年，希伯來語委員會的創立者暨教育家大衛．耶林（David Yellin），以及後來里雄希伯來學校（Rishon Hebrew School）的校長萊布．馬特蒙．科恩（Leib Matmon Cohen）將歌詞改成了今日吟唱的版本。事實上，《希望之歌》的歌詞在語法上是由兩個子句構成的一個複合長句。

音樂：一段跨越流散史的旋律

人們常以為《希望之歌》的旋律源自貝多伊齊．史麥塔納（Bedřich Smetana）1874年的作品《伏爾塔瓦河》（Die Moldau），這首曲子至今仍常在廣播與音樂廳中演奏，然而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正確。幾個世紀以來，《希望之歌》的旋律一直在世界各地流傳，如同流散各地的猶太民族。

音樂家巴爾珊發現《希望之歌》的旋律可以追溯到六百年前塞法迪猶太人祈求甘霖而獻的禱文《露水的祝福》（Birkat Ha’Tal）。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時期，猶太人散居歐洲各地，這段旋律也隨之流傳，來到義大利，並成了一首流行的情歌《逃吧，逃吧，我的愛人》（Fugi, Fugi, Amore Mio）。隨著時間推移，這旋律又演變成羅馬尼亞吉普賽人的民謠《牛車與耕牛》（Cart and Oxen）。之後，一位名叫撒母耳．科恩（Shmuel Cohen）的17歲羅馬尼亞移居巴勒斯坦地的年輕人，便以《牛車與耕牛》的曲調，填上了《希望之歌》的詩句。這首歌便很迅速地流傳開來。

那麼，《伏爾塔瓦河》（Die Moldau）與《希望之歌》（Hatikva）有何關聯呢？十二歲的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在義大利學習音樂期間，聽見了這段原始的民謠旋律，便將其融入自己的一首作品之中。莫札特隨後把這首曲子帶到了維也納，之後再傳至捷克布拉格。

正是在那裡，史麥塔納（Smetana）接觸到這段旋律。

史麥塔納的《伏爾塔瓦河》與《希望之歌》一樣，誕生於民族覺醒的浪潮之中。這位捷克作曲家認為，民族運動就像一條河流，水勢一旦湧動，便無法阻擋，正如希望一旦被點燃，也無法被熄滅。巴爾珊指出，史麥塔納的交響詩《我的祖國》（My Country）其中包含《伏爾塔瓦河》（Die Moldau），而伏爾塔瓦河也就是捷克最長河流（Vltava）的德文名稱。這首曲子已然成為捷克民族心照不宣的國歌。

英國禁令：被禁止的歌聲

在英國託管巴勒斯坦地的時期，猶太人的廣播電台被明令禁止播放《希望之歌》。於是，電台轉而播放史麥塔納那的《伏爾塔瓦河》。

英國政府無法將一首古典音樂作品列入黑名單。

正式採納：遲來的國歌身分

直到2004年11月10日，《希望之歌》（哈提克瓦Hatikvah）才被正式確立為以色列的國歌，並寫入《國旗、國徽與國歌法》。

其中關鍵的一票來自德魯茲派的國會議員阿尤布．卡拉（Ayoub Kara）。他來自卡梅爾山的德魯茲村莊「達利亞特卡梅爾」（Daliat al-Carmel），後來成為利庫德黨（Likud）的通訊部長。為何一位德魯茲族公民會投票支持《希望之歌》？這與德魯茲派有關。原來，伊姆伯於1882年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伊斯坦堡 Istanbul）結識了一位名叫勞倫斯．奧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的英國國會議員。奧利芬特聘請伊姆伯擔任他的私人秘書，兩人隨後一同前往巴勒斯坦地，定居在德魯茲村莊「達利亞特卡梅爾」。後來，伊姆伯與奧利芬特的妻子發展出戀情，導致他被解雇；而卡拉的祖父曾擔任奧利芬特的助手。這段跨越世代的歷史連結，成為卡拉投下決定性的贊成票的原因。

大屠殺（Shoah）的記憶

1945年4月20日，二戰末期，一位英國猶太籍軍牧萊斯利．哈德曼（Leslie Hardman）帶領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的羸弱倖存者，在營區露天場地舉行迎接安息日禮拜（Kabalat Shabat）。巴爾珊寫道：「這支由『人類骷髏』組成的合唱團，用『幽微』而震撼人心的嗓音唱起了《希望之歌》。」這一幕被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錄下，後來再次在史密森尼學會圖書館中被發現。這或許是所有早期《希望之歌》錄音中，最令人動容和最難忘的版本之一。

與赫茨爾的張力

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極度厭惡《希望之歌》，或許因為他清楚知道伊姆伯酗酒成性，赫茨爾甚至在1903年發起了一場徵選國歌的比賽，但所有投稿作品都令他失望。

《以色列故事》網站的共同創辦人米希．哈蒙（Mishy Harmon）曾訪問資深記者與前國會議員烏里．阿夫內里（Uri Avneri）。他和赫茨爾一樣，阿夫內里對《希望之歌》抱持強烈反感。他對哈蒙說道：「這首歌與以色列並不相干。它描述的是海外的猶太人⋯⋯與生活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人民毫無關係。對於一個擁有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兩種族群的國家而言，這首歌並不合適。我們需要摒棄這首國歌，創作一首真正屬於以色列的國歌。」

拉比庫克的回應：另一首國歌的嘗試

以色列建國前的首席拉比亞伯拉罕．以撒．庫克（Rabbi Avraham Isaac Kook），曾為《希望之歌》譜寫下一首替代的國歌，名為《信念》。以下是前兩節的歌詞：「我們心中永存著堅定的信念，我們將重返聖地，大衛定居之城。在那裡，我們將完成我們的命定，我們將實現多國之父所賦予我們的使命；在那裡，我們要活出我們的生命，一個生養眾多之國的生命。」

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張力

利維也提到，里法特．圖爾克（Rifat Turk）是第一位為以色列國家足球隊效力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在1976年第一次代表國家出賽時，當人們唱起《希望之歌》，他選擇靜默站立，並沒有開口歌唱。

「我沒有猶太人的靈魂。」他說道，「我有阿拉伯人的靈魂。如果國歌的歌詞是關於愛並與我的民族有關，我會很樂意吟唱。」

圖爾克的沉默，卻引來部分猶太球迷的強烈敵意，尤其是在他的球隊特拉維夫工人隊（Hapoel Tel Aviv）與貝塔爾耶路撒冷（Beitar Jerusalem）比賽時，一些狂熱的貝塔爾球迷對他破口大罵：「我要殺了你！滾去敘利亞踢球！去跟阿拉法特一起踢球！」

來自薩赫寧（Sakhnin）的以色列阿拉伯球員阿巴斯．蘇安（Abbas Suan），在2006年世界盃預選賽對陣愛爾蘭的比賽中，於第90分鐘時踢進追平比數的一球，成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但不久之後，他在耶路撒冷參加一場聯賽時，他（像圖爾克一樣）因為沒有唱《希望之歌》而遭到猛烈和粗俗的辱罵。

一個耐人尋味的對照

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也出現了類似的爭議。當非裔美國人、美式足球聯盟（NFL）四分衛柯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奏響《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時單膝跪地，以抗議警方對黑人造成的死亡事件，並有其他黑人球員加入行列後，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公開指責他們不忠。近期，NFL裁定球員必須在奏國歌時站立；若不願意，則可選擇留在更衣室直到國歌結束。這項規定引來了大量的嘲諷與爭議。

與烏干達的連結

利維提到，在1903年8月於巴塞爾舉行的第六屆錫安主義大會上，曾討論「烏干達提案」（Uganda Proposal），提議在東非建立一個臨時猶太國家。該提案最終通過，支持票295票，反對票178票。

其反對者隨即起身高唱《希望之歌》—「目光望向錫安」。利維如此觀察道：「一首由不為人接受的詩人所寫的希伯來詩篇，譜上耳熟能詳的羅馬尼亞旋律，竟成為尚未存在的國家的國歌。

小調的旋律

《希望之歌》的旋律憂鬱低沉，以小調譜寫。在全世界兩百多首國歌中，僅約十餘首同樣採用小調，例如巴基斯坦、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國歌。多數的國歌旋律明快，許多更帶有軍樂般的進行曲風格。

法西斯份子指揮的《希望之歌》

以色列愛樂長期指揮與音樂總監祖賓．梅塔（Zubin Mehta）表示，貝爾納迪諾．莫利納里（Bernardino Molinari）編排的《希望之歌》版本，幾乎是現今所有樂團採用的唯一版本，「堪稱為所有國歌中最美的篇章」。

莫利納里是一位義大利交響樂指揮。1948年10月，他乘坐英國轟炸機抵達巴勒斯坦地，聲稱聖母瑪利亞在夢中向他顯現，命令他前來幫助猶太人。莫利納里在巴勒斯坦愛樂任職三年，其中一項首要任務便是編排《希望之歌》。1948年5月，大衛．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宣佈以色列建國時，莫利納里親自指揮了這首國歌的演奏。

然而，隨著以色列開始追捕與納粹合作的人，莫利納里卻消失無蹤。後來才揭露，他因身為「支持法西斯主義的人」，曾與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通信往來，而在義大利受審。作為樂團指揮，他曾將猶太人出賣給法西斯份子。他逃往巴勒斯坦地的舉動，或許是想躲避處罰，也或許是試圖贖罪。

而莫利納里最終被判有罪，在某座修道院裡孤獨地死去。

與哈馬斯的連結

在《以色列故事》播客中，澤夫．利維提及哈馬斯於2014年5月，恰逢以色列獨立日前後，在YouTube上發布了《希望之歌》的惡搞版，名為《希望的終結》。歌詞中寫道：「錫安軍隊是用蠟做的，已經在融化，沒有希望。那些曾經在此的卑鄙猶太人，告訴我還剩下什麼！」

2018年以色列獎得主艾德溫．塞魯西（Edwin Seroussi）對利維說道：「當抗議者焚燒國旗時，他們就是在焚燒國家。而且你們也可以『焚燒』國歌！」《希望之歌》的真實故事如同猶太民族的歷史，既複雜、又充滿爭議、既兩極化、又極具情感，並在其中交織著神話與事實。儘管如此，未來數十年我們仍將繼續傳唱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