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約旦統治下的耶路撒冷猶太區。1966年6月，約旦政府決定從猶太區重新安置五百個巴勒斯坦家庭到附近的蘇阿費特（Shuafat）難民營，包含我們家在內，實際原由我們也不清楚。

1967年，六日戰爭開始的前一天，我從蘇阿費特（Shuafat）難民營前往耶路撒冷老城區探望我的姑姑。隔日，戰爭開始，我被迫留在姑姑家避難。我聽到外頭的戰火聲，問了我姑姑：「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姑姑回答：「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交戰。」我繼續問她：「什麼是猶太人，他們跟我們一樣是人類嗎?」我姑姑說不，他們是吃人肉的，我聽到姑姑的回答感到非常害怕。

戰爭開打後三天，鎮上的廣播器用阿拉伯語向大家宣達，如果有人需要糧食，他們可以到某個集散地領取。我姑姑問我要不要去領取糧食，我不敢去，因為害怕猶太人會把我吃掉，所以姑姑讓我與幾個鄰居小孩一起過去。我們遇到以色列士兵發放麵包、番茄、牛奶，我盡可能地領取。我也明白，原來我姑姑所說關於猶太人的事，並不屬實。

第六天，也是戰爭的最後一天，廣播器宣布現在情勢足以讓大家安全出門。我告訴我姑姑我要回蘇阿費特（Shuafat）難民營，我走了七公里的路程，路過瓦迪阿爾．喬茲（Wadi al-Joz），途中經過幾具屍體。在難民營的入口，我看見我父母正要出發去找我，當下看見彼此，我們都非常激動。

在約旦統治下，我們的生活辛苦，無法擁有當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及舒適。戰爭之後，父親找到一份在哈達薩（Hadassah）醫院當工友的工作。在當中，他與一位猶太人教授非常友好，教授也常常來蘇阿費特（Shuafat）難民營探望我們，我們都叫他以撒教授。以撒教授後來成立夏里特腫瘤學院（Sharett Institute of Oncology），他也協助我父親在學院中找到新的工作，甚至派他去特拉維夫接受消毒醫療設備的訓練。

有一天，我去哈達薩醫院探望我父親，我看到他穿著醫師袍在一間擺滿各式大型醫療器具的房間，當下真是令人欽佩。同時我也發覺，我們非支持以色列不可，因為她是唯一使我們擁有更好生活的國家。

依我的主見，巴勒斯坦的動機已經失去意義了，該告一個段落了，連阿拉伯人、穆斯林國家甚至巴勒斯坦的領導已經不在乎巴勒斯坦當初的動機了。我呼籲我巴勒斯坦的夥伴們覺醒，是我們該看中生命勝過死亡的時候了。

我很高興能活在以色列統治下的耶路撒冷，無論美國大使館是不是遷往耶路撒冷，她毫無疑問的就是以色列的首都。不過，美國這樣的舉動確實讓今年的耶路撒冷日格外有意義。美國政權有史以來，無所畏懼的突破這場看似無解的僵局。讓我們期待明年，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巴林也能跟進，將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