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國家代表隊的柔道選手踏上了賽場的榻榻米，接著在一輪又一輪地比賽中她不斷地晉級；然而，勝利在望時，她的教練此刻接到一通電話。

「她應該退出。」

電話另一端是這名柔道選手的政府。若她繼續晉級，就有可能與自己國家不承認的國家選手交鋒。

這是《進擊的柔道家》（Tatami）的故事，由以色列導演蓋伊．納提夫（Guy Nattiv）與伊朗出生的女演員莎兒．阿米爾．伊布拉希米（Zar Amir Ebrahimi）共同執導。伊布拉希米同時也在片中飾演伊朗籍教練瑪利亞姆（Maryam）。

這部電影雖屬虛構，但劇情基於真實的事件。伊朗運動員經常因與「伊朗政府認定為佔領政權」的以色列選手競賽，而面臨來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壓力和威脅。在2019年東京舉行的柔道世界錦標賽上，選手塞義德．莫拉伊（Saeid Mollaei）被勒令放棄比賽，以避免對上以色列的冠軍選手薩吉．穆基（Sagi Muki）。莫拉伊向媒體揭露此事後，因擔心遭到報復，在國際柔道聯盟的幫助下移居歐洲。如今他已成為蒙古公民，並在2020年的奧運中贏得銀牌。他將這枚獎牌獻給他的移居國與以色列。（伊朗因禁止莫拉伊選手等人與以色列選手比賽而遭國際柔道聯盟禁賽四年，該處罰後來被撤銷。）

曾憑短片《皮囊》（Skin）獲得奧斯卡獎的蓋伊．納提夫（Guy Nattiv），也執導過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梅爾夫人）的傳記影片《果爾達》（Golda）。他受到莫拉伊事件啟發開始籌拍《進擊的柔道家》。但在伊朗女子瑪赫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戴頭巾不當」而在警方拘留中離奇死亡之後，納提夫決定將劇中主角改為女性，以呼應阿米尼事件所引發的「女人、生命及自由」抗議運動。

「柔道在伊朗和以色列都很有名。」納提夫在他和伊布拉希米下塌的紐約飯店，接受採訪時說道，這部電影於6月13日在紐約國際金融中心首映。他補充道，柔道是一項建立在尊重之上的運動：「對手不是你的敵人，你必須鞠躬且必須尊敬對手。我們覺得柔道是最適合講述這個故事的運動。」

雖然納提夫早已自認是國際電影製作人且長居洛杉磯，以及伊布拉希米早在2008年因與男友的私密錄影外流而面臨監禁與鞭刑風險，被迫逃離伊朗並前往法國，但在電影的實際製作過程中，也反映了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禁止往來關係」的現實。

伊布拉希米曾憑藉在《聖蜘蛛》（Holy Spider）中的出色表演獲得2022年坎城影后。她參與了這部電影的選角，在納提夫選定她飾演瑪利亞姆之後，更被邀請共同執導。

「我考慮了很久。」與納提夫一同出席採訪的伊布拉希米說道。「要冒這個險相當不容易。對我的政府（伊朗）來說，與以色列人合作就是跨越了紅線。」在我們採訪的當週，傳出以色列可能對伊朗發動空襲，意味著該片在美國的上映可能正值兩國關係史上最緊張關係的時期。

但是，隨著伊布拉希米與納提夫（後者與伊朗裔法國作家艾兒哈姆．埃爾法尼（Elham Erfani）共同撰寫了劇本）反覆深入討論之後，伊布拉希米認定拍攝這部電影比她的自身安全更為重要。

「在伊朗我們是不被允許講述這樣的故事。」她說道。

然而，這依然是一個深具伊朗特色的故事。影片聚焦於年輕柔道運動員萊拉（Laila由愛麗安．曼蒂Arienne Mandi飾演），整體來說是一部劇情緊張並講述政治庇護的影片，全片幾乎使用波斯語，並搭配伊朗饒舌歌手賈斯汀娜（Justina）的原創配樂與客串。

影片拍攝地點在喬治亞首都提比利斯（Tbilsi），劇情一邊展現比賽場景，一邊刻劃出伊朗政權的陰謀詭計。萊拉在錦標賽中不斷晉級，然而他們的家人也因此受到威脅。《進擊的柔道家》採用黑白拍攝，是為了向黑色電影及黑澤明致敬（其處女作《姿三四郎》便是一部關於柔道的作品）。影片畫面比例像一個方框，讓人聯想到榻榻米（Tatami），也加深影片中的角色被伊朗政權壓迫的窒息感。

值得注意的是，本片儘管由以色列導演執導並撰寫劇本，但片中以色列選手的戲份卻是極少，只作為推動劇情的催化劑角色。她唯一的台詞只是禮貌性地問候了萊拉的兒子和丈夫。在這簡短的互動中，影片展現了政府如何阻礙人民去認識超越國界的關係。

「這其實是關於極權政府的故事。」納提夫說，「不只是伊朗政權、俄羅斯政權、以色列政權，甚至美國，你都可以看到專制主義越來越盛行。」

伊布拉希米曾被禁止在伊朗影視圈工作長達十年，並被伊朗情報單位審訊，親身體驗過這種壓迫。為了確保影片的真實性，她在片場負責導演波斯語的場景，而納提夫則操作攝影機。儘管她最終成功逃離伊朗，她仍謹慎指出，離開不表示就一定能獲得自由。

受到政治庇護的難民運動員（Refugee athlete，註：指失去原國家代表隊資格的運動選手，通常來自受衝突、政治迫害或自然災害影響的國家），如擔任影片顧問的女拳擊手莎妲芙．卡德姆（Sadaf Khadem）與其他類似身份者，即使他們以難民運動員隊伍的名義參賽，仍然難以獲得認可。並非所有比賽都會接受他們，而且許多人還面臨著文件申請的困境。

「我也經歷過同樣的事。」伊布拉希米說。「我無法旅行，也無法去一些國家工作。」

儘管藝術家面臨越來越激烈的「抵制以色列」的呼聲，這樣的抵制有時也針對個別的以色列人，納提夫與伊布拉希米均表示他們並未遭遇太多反彈。他們視這部電影為國際合作的成果，並證明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分歧。

「我認為這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伊布拉希米說道。「一切都關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