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拉比也將流散猶太人的困境與約伯的遭遇進行相比，因為「他們強行且殘忍地帶走我們的孩子、偷走我們擁有的一切，還踐踏我們的人性，幾乎抹去神在人身上的形象。」但在拉比勞眼中，這些公義的外邦人與約伯的三個朋友比勒達、瑣法和以利法很相似，因為他們三人在約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陪在他身邊。約伯記2:12-13：「他們遠遠地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

在我們有生之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不斷，而且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該地區的伊斯蘭激進勢力不斷崛起，然而我們仍必須記得，在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一些人中是穆斯林，其中包括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甚至伊朗人。

事實上，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指出：「1942年，當納粹在歐洲對猶太人進行系統性屠殺之際，伊朗接收數百名來自波蘭的猶太兒童，他們後來被稱為『德黑蘭之子』。此外，伊朗駐巴黎外交官阿卜杜勒．胡賽因．薩達里（Abdol Hossein Sardari）還幫助許多伊朗猶太人與其他猶太人。薩達里為他們簽發了伊朗護照，但護照上並未註明持有人的宗教信仰。

雖然薩達里有權為居住在巴黎的伊朗猶太人提供這項服務，但他卻超越權限地為居住在巴黎的伊朗猶太人的朋友、同事和親戚們提供護照：「事實上，他不僅向他們提供護照，還提供『保護他們免受迫害』的宣誓書。薩達里與納粹爭論表示伊朗猶太人並不是真正的猶太人，也不屬於敵對種族。他告訴納粹：『伊朗猶太人實際上是朱古特人（Djougoutes），是一種非猶太血統的少數群體。』他說：『在伊朗，朱古特人與穆斯林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宗教權利。』在一次經歷中，薩達里親眼目睹這份宣誓書挽救一名俄羅斯猶太醫生的生命。」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強調：「在整個二戰期間，薩達里竭盡全力並用盡一切手段來拯救猶太人的生命以及猶太人的財產，且他完全不謀取任何個人利益。」譬如，德軍進攻法國時，薩達里告訴一個名叫海姆．薩松（Haim Sassoon）的猶太人，讓他在戰爭期間將他的古董藏在大使館或自己家的地下室裡。戰爭結束，當德軍撤離後，薩達里致電給薩松先生並請他來大使館領取他的物品。

土耳其在大屠殺期間也拯救許多猶太人的生命。匹茲堡大學的伊澤特．貝哈爾（Izzet Behar）博士表示：「1933年，剛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在尋找一些公務員，盼能協助將固化且看似反對改革的土耳其教育體系進行調整，以因應時代。」大約在同一時間，德國解雇許多教授，因為這些教授是猶太人（或具有猶太血統）。見此，土耳其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邀請200名德國猶太教授及其家人到土耳其定居。這些教授們為土耳其現代大學體系奠定了基礎。抵達土耳其的德國猶太難民亦做出許多貢獻，包括建立土耳其第一座天文台、成立土耳其第一個工會，還創辦國立安卡拉音樂學院等。

然而他們並不是唯一被土耳其拯救的猶太群體。土耳其駐馬賽總領事內克登特．肯特（Necdent Kent）回憶道：「納粹佔領法國北部時，原先居住於當地的猶太人逃往法國南部，也就是當時尚未被佔領的維希法國。但當維希法國（Vichy France）也被佔領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納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們能找到的猶太人都塞進火車並送往德國。」

註：「Vichy France」是二戰時期，在法國進攻德國失敗，並與德國簽訂停戰協議後，在法國南方成立的獨立武裝中立國，此中立國以其首都「維希」（Vichy）為名，但該國的正式名稱為「法蘭西國」，也被翻譯為「維琪法國」

他說：「一些擁有土耳其國籍的猶太人請求我們幫助他們。我們為他們提供了土耳其國籍證明，並保護他們的企業。我們在他們工作場所的外頭貼上『土耳其保護這些場所』的標誌牌。隨著時間的推移，蓋世太保的官員不斷更換且納粹的襲擊愈演愈烈。我們曾經每天都要去蓋世太保的總部三至四次，以救出那些被拘留或被逮補的猶太人。」

肯特回憶道有一天晚上，他的翻譯神情慌亂地來找他，：「他告訴我德國人正在圍捕80名猶太人（也是土耳其公民），並將他們裝進載運動物的火車車廂，準備將他們送往德國。他邊講的同時幾乎都要哭了。當下我們立即前往火車站。那天的火車站景象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在動物車廂中哭泣且哀嚎。每輛車廂都寫著可以載運20頭牛和半噸乾草，但每節車廂裡都擠滿80人。」

他接著說：「我推開了一名試圖阻止我的德國軍官，然後走上火車。」火車在抵達亞爾（Arles）還是尼姆（Nimes）的時候停了下來。德國軍官上車並走到我面前，表示出了點差錯，而出錯的人將會受到懲罰。我說這80名土耳其公民僅因為宗教信仰就被逮捕，甚至還被塞進動物車廂，而我絕對不會留下我國的公民在這裡。當下，火車上的所有男女老少都震驚不已且目睹著這場玩弄他們生命的遊戲。後來因著我的堅持，德國官員最終釋放這80人。」

肯特繼續說：「德國人每天都會想出新辦法來逮捕猶太人。他們甚至會在街上攔住一個猶太人，一群人將猶太人圍住並強迫他脫下褲子，以檢查他是否受過割禮。然而納粹也誤捕許多穆斯林男子，因為他們也受過割禮。我曾去蓋世太保總部告訴納粹，穆斯林也接受割禮。當他們接受我的說法時，我向他們表示醫生可以檢查我所說的是否屬實，因此也拯救許多無辜的人。」

馬賽並不是土耳其致力拯救猶太人的唯一地區。在羅德島，土耳其駐希臘島嶼總領事塞拉哈丁．烏爾庫門（Selahattin Ulkumen）透過聲稱50名希臘猶太人是土耳其公民，從而成功阻止他們被帶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巴黎，土耳其總領事館副領事內馬爾．卡馬爾．約加（Nemal Kamal Yoga）幫助許多當地猶太人獲得土耳其國籍，以免他們被驅逐出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縱觀土耳其歷史，從未發展過反猶主義的社會氛圍，但其實在許多國家或多或少都存有著反猶主義的現象。土耳其政府從未歧視過猶太公民，而我們總領事館的任務之一就是保護土耳其人、猶太裔土耳其公民以及其他信仰的公民。」土耳其駐巴黎大使貝希奇．埃爾金（Behiç Erkin）曾向當地猶太人提供文件，表明這些猶太人與他們的財產均屬於土耳其共和國。據悉，埃爾金大使隨後將大約20,000名猶太人送上開往土耳其的火車，進而拯救了他們。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也回憶另一個穆斯林國家「阿爾巴尼亞」的故事，敘述該國在納粹大屠殺期間的英勇姿態：「在1943年被德國佔領之後，阿爾巴尼亞人採取一項特殊行動，即拒絕遵守佔領者的命令，並拒絕交出居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猶太人名單。此外，各政府機構還為許多猶太人家庭提供偽造文件，使他們得以混入在其他居民當中。阿爾巴尼亞人不僅保護他們的猶太公民，還為猶太難民提供庇護。」

據大屠殺紀念館稱：「阿爾巴尼亞是唯一一個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歐洲國家。德國佔領該國期間，幾乎所有居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猶太人（無論是阿爾巴尼亞裔還是難民）都獲得了拯救。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戰爭結束後，阿爾巴尼亞的猶太人數量甚至比戰爭前還多。

著名中東問題學者羅伯特．薩特洛夫出版了一本名為《在義人中：二戰大屠殺深入阿拉伯土地時所遺失的故事》的書，記錄了阿拉伯人大屠殺期間如何拯救猶太人的生命。據他所撰寫的內容，在歐洲和北非許多阿拉伯人，曾在二戰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

他指出：「多虧了西．卡德爾．本加布里特（Si Kaddour Benghabrit）的慷慨和智慧，世界知名歌手薩利姆．哈利里（Salim Halili）才得以逃脫被驅逐出境和死亡的命運。」當維希法國政府開始追捕猶太人時，哈利里向巴黎大清真寺尋求幫助。當時清真寺的伊瑪目本加布里特沒有辜負哈利里的懇求，他為了保護哈利里免受維希法國反猶法律的束縛，特別為他提供一份穆斯林身份證明，但由於哈利里是公眾人物，本加布里特不得不更進一步。當時為增加「哈利里有穆斯林血統」的可信度，本加布里特安排將哈利里祖父的名字刻在博比尼穆斯林公墓的廢棄墳墓上。這項非同尋常的策略為哈利里的穆斯林血統提供確鑿的證據，使他得以在戰爭中安全存活下來。

根據薩特洛夫的書，在突尼西亞（Tunisia），納粹黨員常常佔領猶太人的家園，以便使他們的軍隊入住，同時也對當地的猶太婦女進行性剝削。在馬赫迪耶（Mahdia）鎮，一位名叫哈立德．阿卜杜勒瓦哈卜（Khaled Abdelwahhab）的阿拉伯人，他是一位富裕地主的兒子，向一名叫安妮的女孩的母親提出警告，表示她極有可能被當地納粹士兵綁架甚至性侵。「哈立德要他們快點逃離，並將他們帶往安全的地方。當時所有人都成功逃離，包括布爾基斯（Bourkis）一家，以及與他們同住的鄰居。哈立德最終成功地將這些猶太人安頓在位於特雷沙（Tlelsa）小村莊的農場。直到黎明，猶太人原先所在的工廠早已人去樓空。」這群猶太人一直待在哈立德家的農場，直到英國人接管這個小鎮。

北非有許多阿拉伯人公開反對納粹虐待猶太人。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領袖法爾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宣稱：「你們的種族主義橫行四方，今天針對猶太人，也永遠針對阿拉伯人。」當維希法國政府取消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法國國籍時，被監禁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領袖梅薩利．哈吉（Messali Hadj）表示：「這不能被視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進步』，減少猶太人的權利並不會增加穆斯林的權利。」

在維希法國時代，改革派阿爾及利亞宗教領袖謝赫．塔伊布．奧克里（Shaykh Taieb el-Okri）發佈了一項正式禁令，即禁止穆斯林攻擊猶太人。因此在阿爾及利亞，沒有一個阿拉伯人願意回應維希法國提出關於「擔任猶太人財產保管人」的邀請。當地的猶太抵抗戰士約瑟．阿布克爾（Jose Aboulker）讚許當地的阿爾及利亞人：「阿拉伯人沒有對抗維希。事實上這的確不是他們的戰爭。然而對猶太人而言，阿爾及利亞人完美地善待了我們。維希政府官員和德國特務試圖把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推向示威和大屠殺，但都徒勞無功。甚至當猶太人的物品被公開拍賣時，清真寺周圍流傳著這樣的指令：『我們的兄弟正遭受不幸，不要拿走他們的物品。』當時也沒有一個阿拉伯人成為猶太財產的管理人。你還曾在其他地方聽聞如此令人敬佩且尊重猶太人的群體嗎？」

當然，最著名的反納粹阿拉伯人是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五世。在皇宮舉行的年度登基典禮上，儘管維希政府在場，他仍然歡迎猶太人，並說道：「我必須告訴你們，以色列人將一如既往地受到我的保護。我拒絕對我的臣民進行任何區分。」這一宣言使國王成為摩洛哥猶太人所敬愛的英雄，而他也成為維希政府的眼中釘，因為國王總是阻撓他們在摩洛哥實施反猶政策。

同樣地，突尼西亞戰時統治者艾哈邁德．帕夏．貝伊（Ahmed Pasha Bey）與他的表兄蒙塞夫．貝伊（Moncef Bey）「經常警告猶太領袖關於德國的計劃，以幫助猶太人逃避逮捕令，且干預並阻止猶太人被驅逐出境，甚至還藏匿猶太人，使他們躲避德國的搜捕。內閣部長以貝伊的名義對一些猶太人給予特別豁免權，使他們可以避免被強迫勞動，並試圖代表猶太人質與德國當局交涉。甚至皇室成員也把從德國勞改營裡逃出來的猶太人藏了起來。」